Sunshine in California

105元，对富人而言，买不到一包烟，一支口红，一顿晚餐……对普通人而言，不过是少喝两瓶酒，少买一件衣服，少看两场电影……但对你而言，是无助地伸了多少次又缩回的手，是多少次弯下佝偻的身体再站立起来，是面对了多少的冷眼，吃了多少次的剩饭残羹，是多少次在寒夜的天桥下冻醒，可是，你从未奖励过自己一次……但是你面对同胞灾难，没有犹豫，几乎拿出了除你身体之外的所有家当……此刻，我无言……我敬你，我的同胞，我的兄弟

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现在来写这个似乎不妥。博客好久没更新，一半是因为忙，但是主要是因为懒。

稍微报告一下最近几个月都干了些什么吧：

首先，出去玩了几次。圣诞节去了拉斯维加斯，大峡谷，红石城（呵呵，忘了那个城市名字叫什么），还去凤凰城看了热带植物园(主要是巨型的仙人掌)。

2月份去了洛杉矶：迪斯尼和星光大道。其中参杂着去了几个周边的公园。主要是陪父母玩， 我不是很爱逛公园的说....

本来还说去三藩动物园，但是自从那里的老虎跑出来吃死了一个人之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下个星期要去Lake Taho 滑雪，如果那里的雪还没有化掉的话.....租了一个湖边的Cabin，还计划去BBQ，所以这个还是有点期待的....

其次，做了一个学期的哈佛案例分析。这学期的Corporate finance 课基本就是讲案例，一学期下来，我除了分析那十个案例，基本也没干什么。但是，说实话，案例教学的确很有效。累是累一点，但是做得还是挺高兴的。在你分析了十几个公司的10-K，balance sheet，cash flow，WACC, NPV 后，会觉得以后工作后做的事情也不过如此了，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次，拿到了两个公司internship的offer。其中一个事大公司，一个是小公司。做的事情基本上也是我喜欢做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了下个学期的TA assignment。学校对国际学生的工作时间要求很严格，最后到底能不能去工作，真的还是前途渺茫啊。

再再次，我成功的做成了热干面。记得刚来santa cruz的时候，天天晚上做梦梦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能够去楼下买热干面或者炒粉当早餐吃（以前我家住8楼，早上起床后就去隔壁楼道买早餐）。现在还是经常做这种梦：要是我想吃什么了，出门就能买着多好啊！！santa cruz campus地大人稀，最近的超市离家也有10分钟车程。要想下楼买早餐，恐怕是要搬到三藩市才能实现的梦想了。但是热干面，我成功的在家自制成功了。味道差不多，但是已经很好了。这件事情对我意义重大，它告诉我： 要想吃什么，不要天天做梦了。去尝试做就好，要对自己的厨艺和天赋有信心:)!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在2008年结束之年能够回国一次。看看我亲爱的朋友们，看看我亲爱的祖国。

 

 

 

 

 

我爸妈一月份会来美国陪我过年，高兴之余特此通告。

如果有想乘此机会送新年礼物给我的人，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徐立功被公认为台湾电影界的超级“伯乐”和“推手”。是他首先与李安、蔡明亮等一批导演合作，从而发掘和造就了一大批台湾影视界的新生力量。经由他组织、制作的一大批影视片，在华语和国际影坛都获得过巨大的成功。如电影《推手》、《喜宴》、《青少年哪吒》、《饮食男女》、《爱情万岁》、《少女小渔》、《卧虎藏龙》，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橘子红了》、《雷雨》等，人们几乎已经耳熟能详。电影《卧虎藏龙》更一举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
　　不久前，笔者随西北大学学术代表团赴台访问之际，在台北市专程拜访了徐立功先生。徐先生曾任台湾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影”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谈话之间，徐先生讲述了许多李安成名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推手》失败了，至少还有“人文价值”，假如《喜宴》失败了，那就什么“价值”也没有了

　　张阿利（以下简称“张”）：请您谈谈您和李安的第一次合作。
　　徐立功（以下简称“徐”）：我和李安是从电影《推手》开始合作的。《推手》是李安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也是我制作的第一部影片。之后，我们又一起合作了《喜宴》、《饮食男女》、《卧虎藏龙》等电影。
　　我觉得，我和李安的合作纯属是“缘分”，这一点我一直这么认为。十多年前，我在台湾电影资料馆当馆长。李安那时还是美国纽约的一个学生，时常寄一些电影习作到资料馆来，遇到办影展，我们就买下一个拷贝。因为是学生作品，我倒没有特别留意，只是有时看看他的作品，偶尔通个电话，关系很平常，没有任何私人交往。
　　那一年，李安有位姓王的同学从纽约回到台湾，找我引荐。我看过王的作品，很商业化，台湾太缺乏这样商业化的导演了，我就推荐他去找“中影”公司老总。但不知什么原因，王没有推荐自己，却在“中影”公司大力推荐李安的《喜宴》。“中影”公司老板看过本子后，颇为犹豫，说这是一部同性恋题材，当时台湾的观念尚很封闭，恐难拍摄。如果真要拍摄的话，你们可以说服陈冲来主演这部影片。王回到美国后，就和李安去说服陈冲。当他们花了很大功夫说服了陈冲之后，“中影”公司老板又表态说，这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电影，他们没有兴趣拍。“中影”公司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使得李安很有看法。这些事情，都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1990年，我转任“中影”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新闻局”组织征选优良电影剧本评奖，当时我也是评委。整个评选很保密，共选出9件作品。其中，李安的《推手》获最佳剧本奖，列在第一，《喜宴》获优等剧本，列在第二。“新闻局”特别提供机票邀请李安从美国回台湾领奖。那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李安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李安很斯文，有点害羞，见了我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他说：“我是李安。”
　　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聊天，聊了没有几句，我就问他：“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导戏？”李安吓了一大跳，因为从来都是他找老板要求导戏，哪里有老板找他导戏的。李安定了定神，问我：“你要我导什么戏？”我说：“就导《推手》。”李安有些疑惑，就问：“为什么要拍《推手》而不拍《喜宴》呢？”我说：“哪里有人不拍第一名的戏而要拍第二名的戏？”李安解释说：“《推手》是一部有人文价值的戏，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喜宴》是一部有商业价值的戏。”我说：“不不不，对我来讲，没有这些考虑，我要拍的是第一名的戏。”其实，我心里在想，假如《推手》拍失败了，至少还有“人文价值”存在；假如拍第二名的《喜宴》失败了，那就什么“价值”也没有了。
　　过后，我突然有些后怕。我才刚到“中影”公司几天，以前从来没有任何制作电影的经验，这么快就决定要拍一部电影，况且我只是个副总经理，我的上峰还有总经理呢，他会不会同意？还是赶快“收兵”吧。但李安紧逼着问我：“你要花多少钱拍这个电影？”我说：“我只能出1600万台币给你拍电影，能拍吗？”李安很沉着，想了想说：“请你给我一天的时间考虑，我明天答复你。”李安不像有些人那样，随便地答应事情，而是很快便四处打听、咨询，仔细核算《推手》拍成电影的费用预算。结果，在这中间，我对他闹了点小误会。

　　那个大片商根本没有看懂我的剧本，他一定要拍成一部喜剧片，把爷爷和孙子的故事拍成一个学英语的笑话

　　张：有什么误会呢？
　　徐：当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正在国外出差的总经理打来电话，他问我：我们公司是不是决定要拍摄一部什么“手”的影片。我以为他要打“官腔”，便实话告诉他说，因为你不在台湾，所以这个事情我就做主了，但预算还没有定，你是否有什么意见。他连忙说没有意见，并解释说他在国外听到台湾一个大片商说，如果“中影”要拍这部片子，这个大片商就要参与拍摄。我当时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心想如果老板要和大片商合作拍片的话，这部影片完全可以不做了。但又一想，那个大片商怎么会知道拍片消息的？一定是李安讲的，莫非是李安要和那个大片商合作？于是我这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李安你如果要跟大公司“靠”你就“靠”去，我就不拍这部影片了。
　　过了一会儿，公司秘书又给我打电话来，说李安来电话说，明天一早9点钟要跟我见面。我气愤地回答：跟我见面就见面，还打什么电话“预约”，我还从来没有在公司要预约和人见面的。我就心中揣恻，李安肯定是要来跟我说和别人合作的事情，我也准备了一句简单的话：“那你就跟别人合作吧！”这一晚上，我没有睡好，真是生气，心想，李安呀李安，我对你这么好，你对我却这么不好。第二天，我们见面之后，我才知道，他也一晚上没有睡好。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睡好。李安说：“我一夜都在想，你如果要跟那个大片商合作，那我们最好就不合作了。”我问他为什么？因为那个大片商当时比我有钱，有魄力。李安说：“因为那个大片商根本没有看懂我的剧本，他一定要拍成一部喜剧片，把爷爷和孙子的故事拍成一个学英语的笑话，这不是我的电影的目的。”我实话告诉李安：昨天晚上我接到老板电话之后，对他很生气。其实都是误会，就这样，我们开始合作第一部电影。李安对我说：“你给我1600万台币，我算过，勉勉强强，但是有一点，每一笔钱都必须准时寄到纽约，如果有一点耽误，这戏就拍不成了。”我说：“我负责，我做你的制片。我把每一毛钱都会按时打到你手上。” 于是，我兼做制片，非常注意这部电影的每一笔预算，保证按时将费用打到他剧组。从这时起，我和李安便搭上了“缘分”。电影《推手》虽然没有得什么大奖，但观众对影片的反映很不错，票房收入也不错。

　　这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你不怕拍这部电影会丢官吗？

　　张：《喜宴》是你们合作的第二部影片，请您谈谈当时合作的情况。
　　徐：《推手》成功之后，紧接着，我找李安拍摄第二部电影。李安很吃惊，说：“哪那么快呀？”我说：“拍《喜宴》嘛，剧本不是在那里吗？”李安说：“这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你不怕拍这部电影会丢官吗？”我说：“我这是什么官？我不过是一个电影工作者而已。我都不怕，你是导演，你怕什么？”于是他就去修订剧本，准备筹拍《喜宴》。影片出来以后很红很火，得了许多大奖。
　　张：前两部戏李安都是在美国拍摄的，第三部戏据说是您提出让他回台湾拍摄的，为什么？
　　徐：到李安拍摄第三部影片《饮食男女》的时候，我就对他讲，你应该回台湾来拍片。因为前两部影片都是在美国拍摄的。别人会觉得你是在借助外国人的力量，你应该回到台湾来，只有在台湾才能证明你的实力，这样，你在电影界的地位才会稳固。他果然听了我的劝告，《饮食男女》基本是在台湾拍摄的，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很大成功，李安从此在台湾电影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张：李安拍戏时您具体“过问”哪些问题？
　　徐：我一般不太具体过问什么问题。正是由于我们起初有过这三部影片的默契合作，所以李安对我很信任，很放心。其实，我倒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过是手中有权，做了些资金、物资的调动而已。其他都是他自己在忙，最多有时候片子拍完了，他把我叫去看毛片。李安这个人很传统，甚至很保守，有时看到一些镜头，他说要剪掉，我说不要剪。他问我为什么不剪，我总要找各种理由去说服他，他的每部影片里几乎都有许多这种保留下来的痕迹。例如《喜宴》中女主演金素梅有一个露两点的镜头，李安就问我台湾 “电检处”会不会通过，问我要不要剪掉。我说你们做导演的真正奇怪，这种镜头你们拍下来只给自己看，就不给大家看？他说不是，要是剪的话，自己剪会很清楚，让别人剪就会乱剪。我对他说，你这岂不是对金素梅的“侮辱”，一个女艺员能够如此敬业，难道你这样草率地要否定她吗？李安不太善于表达，他总是说不过我，于是我就经常这样“欺负”他，所以后来他总是说他尊重我。

　　我对你只有一件事很有帮助，那就是把你这个很有学问的导演拉得跟观众很接近，让你用平凡的视觉去对待观众

　　张：您感觉李安是怎样一个人？
　　徐：李安是一个很执著、很敬业、很能吃苦的人。他在拍摄《卧虎藏龙》的时候，很辛苦，我因为身体有病，没有办法到剧组里去“伺候”他。有一次，我对李安说，今后你要是拍戏，大可不必来找我。李安很吃惊，问：“为什么？”我说：“你看你拍戏那么苦，我连一杯茶都没有办法给你倒。看来我对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帮助。不过，我想了想，我对你只有一件事很有帮助，那就是把你这个很有学问的导演拉得跟观众很接近，让你用一种平凡的视觉去对待观众。”
　　张：说到重视观众这个问题，您觉得李安做得怎么样？
　　徐：李安是一个与观众很接近的导演。从剧本创作到拍摄是这样，到影片发行后他仍然是这样。记得刚拍完《推手》和《喜宴》时，李安都要回到台湾，专门到电影院看有没有人买票。我每次逢新片上映都要去影院观察，结果就撞见了李安也在影院里。我做制片这个行当已经饱受观众“摧残”，有时看着那么多观众在影院门前徘徊，就是不进影院，真想用机关枪扫射，可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就跟李安苦笑说：“你不觉得我们荒谬吗？观众看不看电影跟我们进不进影院有什么关系呢？”李安回答说：“你不了解，我最喜欢到电影院里来，看我的影片被观众接受，他们有时会笑，有时也会哭，这对我这个创作者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情。”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李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观众的导演。
　　张：从艺术角度来看，李安的电影您最喜欢哪一部？
　　徐：也许是偏爱吧，我还是喜欢他的第一部影片《推手》，因为这部影片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另外，导演的原始创意都体现了出来，惟一的遗憾就是那个外国女演员选错了。《推手》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很充分，直到李安后来在好莱坞拍摄一些外国影片，都还可以看出这种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对他影片的影响。
　　张：您跟李安还会不会有新的合作？
　　徐：应该说会有。因为李安是一个念旧的人。如果说过去我对他有过贡献的话，那么现在我很难说会对他有什么更多贡献了。但说真的，我站到他跟前就会对他是一种支持的力量，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